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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国企最易发生职务犯罪?石油、电信等垄断行业风险大”
2019-07-17 09:49

  国有企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体系中发挥着基础和导向的作用,是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但是近年来,国有资产管理及经营领域职务犯罪呈现出易发、多发趋势,不仅造成国有资产大量流失,而且扰乱了正常生产经营秩序,影响和制约经济社会发展。

  2011至2015年,上海检察机关共查办国有企业发生的贪污贿赂犯罪791件911人,分别占立案件数和人数的45.4%和42.8%,基本每年均占到立案件数和人数的近五成,涉及石化、电力、交通、建筑工程等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领域,而且呈逐年上升趋势。

  那么,国企领域职务犯罪有什么新情况?如何从源头上减少和遏制国有企业职务犯罪?

  从5年间查办国有企业人员职务犯罪涉及的罪名来看,主要集中在受贿、贪污、挪用公款、单位受贿和滥用职权等几类犯罪。

  在911名国有企业职务犯罪嫌疑人中,涉嫌受贿的占48.21%,贪污的占37.15%,挪用公款的占9.92%,共计95.28%,其作案所得大多用于个人开支或者营利性投资,表现出很强的贪婪性。

  从国企职务犯罪主体年龄结构上看,逐渐向中青年发展的趋势比较明显,35岁以下占犯罪总人数15.25%,35岁至50岁占56.14%,50岁以上占28.61%。35岁至50岁年龄段正是人生的黄金年龄,正是企业生存发展的中坚力量,也是开始走向领导岗位享有实权的重要阶段,面临的诱惑较多。

  2011年以来,查处的国企职务犯罪案件,多数为直接经手管理款物人员。其中单位负责人,占25.8%;负有收取、登记、审核、保管款物职责等财务人员占42.5%。同时,国有企业职务犯罪中一次性的犯罪较少,在时间上具有持续性,时间跨度较长,在作案频率上具有多次性,涉案金额也是由小到大,逐渐发展。

  综观近几年的发案情况,上海市国企人员职务犯罪出现了一些新的趋势,应当引起重视。

  从犯罪领域看,国企职务犯罪的行业性特点越发明显。当前上海市国企职务犯罪呈现出更加明显的行业性特征,国企职务犯罪高发、多发、易发的行业和单位主要集中在两大领域:一是建筑、交通、运输等发展机会较多、营利较大的领域,二是经济效益较好且处于垄断(或半垄断)地位的行业,如石油、石化、邮电、电信、铁路、电力、金融等领域。

  从犯罪趋势看,从“被动”型向“主动”型发展,更显贪婪性。根据目前查办案件情况分析,传统的职务犯罪一般具有被动性的特征,目前,随着“唯物质化”等腐朽思想的泛滥,许多领导干部作案动机也已不再是“生活必需型”,相反大多是为了挥霍享受。

  从犯罪形态看,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由直接侵占逐渐转向间接占有发展。国有企业在改革发展过程中,利益分配机制不尽合理,使一些企业经营者心理失衡,积极性受挫,转而通过非法手段谋取私利,借改革之名蚕食国有资产,主要表现为打着合资、联营、租赁、承包的幌子,为亲友经商办企业提供便利和优惠条件,以国家企业养私人企业,变国有资产为私人资产。

  从犯罪人数看,群体犯罪趋向明显。从过去五年我市查办的国有企业职务犯罪案件中发现,常常是查办一案,带出一片,挖出一人,扯出一窝,窝案、串案现象严重,主要表现为企业负责人之间、重点岗位人员之间、企业领导与财务人员之间、业务负责人与客户之间,均有相互勾结共同作案的情况。

  从犯罪手段看,智能化、专业化日益增强,更具隐蔽性。通过案件分析发现,以往的职务犯罪手段较为简单,例如,贪污犯罪一般表现为在财务上做手脚,采用伪造凭证、收款不入账、做假账、监守自盗等 “传统型”作案方式,而贿赂犯罪则大多表现为行受贿人之间订立“攻守同盟”等。

  目前,由于犯罪人文化水平普遍较高,大专以上文化人数709人,占全部国企职务犯罪人数的77.84%,所以大多数具备很强的自我保护意识和反侦查能力,其犯罪手段往往呈现隐蔽化、复杂化的特点。

  从犯罪目的看,单纯非法占有消费向非法资本运营转变。从办案情况分析看,随着市场经济发展,行为人注意到企业经营能够长期获取大量利润,因此作案的目的不再满足于一时的消费和占有,作案对象也不仅限于钱和物,出现了由生活资料占有向生产资料占有转变,从财产的积累向资本积累转变的现象,通过资本运营获得更大利益。

  从犯罪环节看,国企改制中的职务犯罪数量可能有所提升。国有企业改制、转让过程中,由于缺少第三方的介入和上级监管,决定权和运作都集中在同级管理层,管理层极易受经济利益的诱惑利用职权侵吞企业财产,导致国有资产流失。因此,企业转改制过程中职务犯罪仍将可能继续发生。

  国企人员职务犯罪案件多发既有制度不健全等客观因素,也有相关人员自我放松要求、贪图个人利益等主观因素。

  权力运作不公开是职务犯罪的主要源头。有的国有企业管理人员习惯于计划经济的管理方式,大权独揽,将经营决策、财产支配、行政管理等权力集于一身,几乎不受监督;有的甚至在涉及企业重大问题上都是个人说了算;有的在物资采购、产品销售、工程发包过程中,搞“暗箱操作”、权钱交易,侵害企业利益。

  由于体制机制上的原因,一些国有企业虽然在形式上建立了现代公司制度,但是遇到具体的问题总感到按照制度办事比较麻烦,因此在执行规章制度上随意性较大,甚至出现了随意简化程序,有章不循,有制不循的情况。

  其次,监督机制执行不力,制约措施形同虚设,是国有企业职务犯罪的根本原因。

  随着国资国企改革的顺利推进,企业拥有了越来越广泛的经营管理权限,政府不再对企业进行过多的行政干预,但是防止经营权滥用的制约措施却还没能真正有效地建立和实施起来,致使监督部门还不能更好地监督企业规章制度的落实,经营权被随意支配的可能性也较大,导致企业规章制度形同虚设。

  第三,缺乏法律意识和管理经验导致职务犯罪,是国有企业职务犯罪的重要原因。近年来,我国《刑法》经过多次修订,增加了许多新的条款及一系列新罪名,但是,由于一些国企不太重视法律教育学习,许多国企管理人员对其知之甚少,导致有些国有企业工作人员法制观念相当淡薄,不依法治企,且由于缺乏专业知识和管理经验,不按程序办事,导致严重后果的发生。

  由于立法不完善、查处力度相对薄弱等因素影响,使对国有企业职务犯罪打击不力,查处犯罪数与实际发案数相差很大。这些因素使很多国有企业人员心存侥幸,自认为见多识广,行为隐蔽,手段高明,自己的犯罪行为不会被发觉,于是在这种心理的驱使下顶风作案,导致职务犯罪屡禁不止,甚至出现一边退钱,一边还在收受贿赂的行为。

  2004年至2011年间,上海临港经济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原副总裁戴伟中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建设中谋取利益,共收受贿赂人民币804万余元、美金2万余元。在这期间,行贿人朱水忠在戴伟中的帮助下拿到了10多项总价近3.9亿余元的建设工程。当戴伟中听到风声,纪委将要对他进行调查时,他赶紧约行贿人朱水忠见面,商量对策。两人及其家属设计了几套应对调查的方案,以应对调查,侥幸能够躲过调查,但面对铁的事实和证据,戴伟中不得不如实交代。

  “打造廉洁国企,关键在落实主体责任,核心在强化权力监督,重点是抓住关键少数。” 上海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市国资委党委书记、主任金兴明说,2004年市国资委成立至今十余年间,市国资委系统企业共发生近700件职务犯罪案件,究其原因主要是对企业领导的权力制约和监督上存在“五个不到位”:思想认识不到位、责任传导不到位、制度建设不到位、程序执行不到位、监督管控不到位。

  他表示,市国资委将按照中央和市委、市政府的要求,以“打造廉洁国企、保障国资安全”为目标,在加强党建上负总责、在反腐倡廉上负主责、在检查落实上负全责,做到党风廉政建设与国资国企改革发展同部署、同推进、同考核,为国资国企改革和创新发展提供坚强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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